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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点上我都要把贝尔纳做靠山。我一般只消把“小说家”这个名称来代替“医生”这个名称,以便把我的思想表达清楚,使它具有科学真理的精确性。(注:《实验小说》法文版,第2页。)在西方,亚理斯多德的《诗学》长期没有发生影响,而长期发生影响的是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年)的《论诗艺》。这位拉丁古典主义代表把典型狭窄化为“类型”和“定型”。亚理斯多德所强调的普遍性不是根据统计平均数而是符合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贺拉斯的“类型”则论量不论质,普遍性不是合理性而是代表性,具有类型的人物就是他那一类人物的代表。贺拉斯在《论年艺》里劝告诗人说:“如果你想听众屏息静听到终场,鼓掌叫好,你就必根据每个年龄的特征,把随着年龄变化的性格写得妥贴得体,……不要把老年人写成青年人,把小孩写成成年人。”可见类型便是同类人物的常态,免不了公式化、概念化,既不顾具体环境,也不顾人物的个性。很明显,阶级性也是在人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到了共产主义时代,阶级消失了,人性不但不消失,而且会日渐丰富化和高尚化。那时文艺虽不两具有阶级性,却仍必然要反映人性,当然反映的是具体的人性。所谓“具体”,就是体现于阶级性以外的其它特性,体现于共产主义时代的具体人物和具体情节。真人平台赌博在近代,人是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个活人时时刻刻要和外界事物(自然和社会)打交道,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人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不断反复流转的发展过程。为着生活的需要,人在不断地改造自然和社会,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心理学把这种复杂过程简化为刺激到反应往而复返的循环弧。外界事物刺激人的各种感觉神经,把映象传到脑神经中枢,在脑里引起对对象的初步感性认识,激发了伏根很深的本能和情感如快感和痛感以及较复杂的情绪和情操),发动了采取行动来应付当前局面的思考和意志,于是脑中枢把感觉神经拨转到运动神经,把这意志转达到相应的运动器官,如手足肩背之类,使它实现为行动。哲学和心理学一向把这整个运动分为知(认识)情(情感)和意(意志)这三种活动,大体上是正确的。

真人平台赌博一、节奏感。节奏是音乐、舞蹈和歌唱这些最原始也最普遍的三位一体的艺术所同具的一个要素。节奏不仅见于艺术作品,也见于人的生理活动。人体中呼吸、循环、运动等器官本身的自然的有规律的起伏流转就是节奏。人用他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去应付审美对象时,如果对象所表现的节奏符合生理的自然节奏,人就感到和谐和愉快,否则就感到“拗”或“失调”,就不愉快。例如听京戏或鼓书,如果演奏艺术高超,象过去的杨小楼和刘宝全那样,我们便觉得每个字音和每一拍的长短高低快慢都恰到好处,有“流转如弹丸”之妙。如果某句落掉一拍,或某板偏高或偏低,我们全身涵肉就仿佛突然受到一种不愉快的震撼,这就叫做节奏感。在整个感性世界里,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性格是我们所感觉能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至于世界上其它各级存在物只有按照,它们暗示到人或令人想到人的程度,才或多或少地获得美的价值。(注:《美学论文选》,第41-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文有改动。)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朱光潜重新谈起这个问题,感到过去把人道主义仅仅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并且仅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过积极作用不够妥当,因此在两个方面做了修正和补充:一是肯定人道主义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一切时代的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思潮;一是指出人道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对立物,而是构成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他说,人道主义有一个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因为人虽是一种动物,却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自觉心和精神生活。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人本主义,这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我们中国人所常说的“人为万物之灵”。人的这种“本位主义”显然有它的积极的社会效用,人自觉到自己的尊严地位,就要在言行上争取配得上这种尊严地位。一切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没有不体现出人的伟大和尊严的,从古代的神话、雕刻、史诗和悲剧到近代的小说和电影,都是如此。他还说,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而且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看作真正共产主义的体现。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因为资产阶级曾经使用过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就对它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如果那样,就无异于倒脏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一个人在看跑马,真正的摹仿当然不能实现,他不但不肯放弃座位,而且有许多理由使他不能去跟着马跑,所以只心领神会地摹仿马的跑动,去享受这种内摹仿所产生的快感。这就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最纯粹的审美的观赏了。朱光潜在第3封信中说:“谈美,得从人谈起,因为美是一种价值,而价值属于经济范畴,无论是使用还是交换,总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因此,研究美绝不能离开人,美学是随同对人的研究而逐步展开的,认为研究人是打开美学殿堂的金钥匙。当然,对人的研究首先是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是把人当作一种物种来研究的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学来说,主要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艺术起源的问题。谷鲁斯和普列汉若夫谈艺术起源就是站在人类学角度,认为艺术起源于日常生活实践如吃饭穿衣、男婚女嫁等。近代,人又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心理学把人与外在事物的复杂的物质交换过程简化为由刺激到反应循环往复的过程,并把它分解为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三部分。早期心理学是附属于哲学的,哲学家大半看重认识而轻视实践,因此把心理学局限于从感觉神经到脑中枢那一环,至于从脑中枢到运动神经那一环,也就是从情感、思考和意志到行动那一环,则很少提起。十七、十八世纪还是一个不可知的秘密。各派心理学对人的研究虽然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但毕竟不能揭示人的全面本质。原因是他们都把人这个整体宰割开来成为若干片断,单挑其中一块出来,就像瞎子摸象,谁也说不清。这种“机械观”的研究方法源于牛顿的物理学。十九世纪以来,对人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学者摈弃了“机械观”,而采取了“有机观”的方法,后者来自生物学和有机化学。它与“机械观”不同,不是把人的心理功能看成可以任意拆卸与组合的零件,而是看成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有生命的整体。歌德就是持“有机观”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中的《从猿到人》就是在“有机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强调人与自然(我与物)的统一,而且也强调人本身全部身心两方面各种“本质力量”的统一,这个观点对于美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具有根本性意义。法国人向来把现实主义叫做“自然主义”。不过法国以外的文学史家们一般却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严格分开,而且“自然主义”多少已成为一个贬词,成为现实主义的尾巴或庸俗化。它的法国的开山祖和主要代表的左拉,他把实证科学过分机械地搬到小说创作里去。他很崇拜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于是就企图运用这位医师的方法来建立所谓“实验小说”。他说:真人平台赌博三、移情作用:内摹仿。同属移情派而与立普斯对立的是谷鲁斯。他侧重移情作用的由物及我的一方面,用的是生理学观点,认为移情作用是一种“内摹仿”。在他的名著《动物的游戏》里举过看跑马的例子:

前此我们已屡次谈到,研究美学不能不懂点艺术,否则就会就成“空头美学家”,摸不着美学的门。艺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有哪些门类?各门艺术之间有什么关系和差别?这些都是常识问题,但是懂透也颇不易。第12封信主要讨论悲剧与喜剧这一对范畴,因为它们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戏剧本身就是一种最生动鲜明的艺术,一种和观众打成一片的艺术。人人爱看戏,不少人都爱演戏。戏剧获得了越来越蓬勃的发展,黑格尔曾认为戏剧是艺术发展的顶峰。例如古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戏剧都处在时代前列,领导了当时的文艺风尚。戏剧的这种崇高地位是怎么形成的呢?朱光潜认为,喜欢做戏是人的普遍性冲动。不但人,就连猴子鸟雀也爱模仿同类动物乃至人的音容笑貌和行为动作来做戏。不但成年人,就连婴儿也爱模仿所见到的事物,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他认为戏剧的许多道理就寓于“儿戏”之中,“儿戏”的快乐中就包含有美感。人既然有生命力,就要使他的生命力有用武之地,就要行动,行动就能发挥生命力,就感到舒畅;不动就感到憋闷,憋闷就是生命力被堵住,不得畅通,就感到愁苦。因此,不能否定文艺(包括戏剧)的消遣作用,消遣的不是时光而是过剩的精力。平时我们从事着比较单调的劳动,只有部分生命力得到发挥,其他大部分生命力则遭到了囚禁,难得全面发展,艺术特别是戏剧,却给人提出了发挥其遭到囚禁的生命力的机会,戏剧既表现为动态,也表现于静态,既生存于时间中,又生存在空间里,既诉诸于人的听觉,又诉诸于人的视觉,戏剧是一种综合性最强的艺术,戏剧所产生的美感在内容上当然也就是最复杂、最丰富的。节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下,也是心理和生理的统一。它是内心生活(思想和情趣)的传达媒介。艺术家把应表现的思想和表趣表现在音调和节奏里,听众就从这音调节奏中体验或感染到那种思想和情趣,从而起同情共鸣。马克思和毛泽东同志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同时也都是“共同美感”的见证人。马克思在一系列的著作中高度评价了过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的文艺杰作,从古希腊的钟话、史诗、悲剧、喜剧,文艺复兴时代的但丁《神仙》、莎士比亚的悲剧、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直至近代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而且早年还亲自写过爱情诗。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渊博、深湛的认识和终生不倦的钻研和爱好,而且在自己的光辉的诗词中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甚至不放弃古典诗词的格律,真正做到了推陈出新。难道这两位革命导师对各种类型社会的古典文艺的爱好不足以证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阶级有共同的美感吗?

黑格尔受歌德的影响就很深,在他的《美学》里多次提到歌德的这类思想。但是他的“理念的感性显现”那个著名的美的定义(亦即艺术典型的定义)显然还是从概念出发,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烙印。不过他比歌德毕竟前进了一步,他认识到歌德还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充分强调过的典型人物性格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而典型环境起着决定典型人物性格的作用。“环境”在黑格尔的词汇中叫做“情境”(Situation),是由当时“世界情况”(Welt Zustand)决定的。世界情况包括他有时称之为“神”的“普遍力量”,即某特定时代的伦理、宗教、法律等方面的人生理想,例如恋爱、名誉、光荣、英雄气质、友谊、亲子爱之类所凝成的“情致”。这些情致各有片面性,在特定情境中会导致冲突斗争 (例如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当事人须在行动上决定何去何从,这时才可以显出他的性格,才“揭露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才能衡量出来”。他这样运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说明人物性格的形成,是颇富于启发性的。他的著名的悲剧学说就是根据这种辩证观点提出来的。我说这次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美学课。这不仅使我坚定了一个老信念:现实生活经验和文艺修养是研究美学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而且使我进一步想到美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首先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和区别问题。现实中有没有象敲钟人那样小人物的高大形象呢?我不敢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我只能说,至少是我没有见过。我认为雨果所写的敲钟人是艺术创造出来的奇迹,是经过夸张虚构、集中化和典型化才创造出来的。敲钟人的身体丑烘托出而且提高了他的灵魂美。这样,自然丑本身作为这部艺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转化为艺术美。艺术必根据自然,但艺术美并不等于自然美,而自然丑也可以转化为艺术美,这就说明了艺术家有描写丑恶的权利。今天,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深入展开,形势是很好的;但有些同志面对着过去形成的一些禁区仍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这种徘徊观望状态是和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不合拍的。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一起来冲破禁区吧。从此可见,这两种倾向的差别主要是人生观和政治立场的差别,有它的阶级内容。这当然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文学史家们一般蔑视这种分别,是为着要掩盖社会矛盾,为现存制度服务。不过这个分别也不宜加以绝对化,积极的浪漫主义派往往也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浪漫派往往也有积极的一面,应就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例如在英国多数人眼中,在华兹华斯、雪莱和拜伦这三位浪漫派诗人之中,华兹华斯的地位最高,其次才是雪莱和拜伦,可是由于我们的文学,史家们把雪莱和拜伦摆在积极的浪漫主义派,甚至摆在现实主义派,把华兹华斯摆在消极的浪漫主义派,甚至一棍子打死,根本不提,这不见得是公允的,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谈美书简》198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自《文艺心理学》、《谈美》之后,近50年来第一部系统性的美学著作。当然也有人逛北海会起作诗作画或写游记的兴致。北海里那么多的好风景和人物活动当然不能整个地放到诗或画里,总要凭自己思想感情的支配,从许多繁复杂乱的映象之中把某些自己中意而且也可使旁人中意的映象挑选出来加以重新组合和安排,创造出一个叫做“作品”的新的整体,即达·芬奇所说的“第二自然”。这就是文艺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了。真人平台赌博这里把“丑”或“可笑性”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提出,其要义就是“谑而不虐”。不过这只是现象,没有说明“丑陋或乖讹”何以令人发笑,感到可喜。近代英国经验派哲学家霍布士提出“突然荣耀感”说作为一种解释。霍布士是主张姓恶论的,他认为“笑的情感只是在见到穷人的弱点或自己过去的弱点时突然想起自己的优点所引起的‘突然荣耀感’”,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现在比过去强。他强调“突然”,因为“可笑的东西必定是新奇的,不期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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